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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

屠守锷(1917年12月5日-2012年12月15日),浙江省湖州市人。火箭总体设计专家,与任新民黄纬禄梁守槃一起尊称为“中国航天四老”。

教育经历

1917年12月5日(民国六年),屠守锷出生在浙江南浔一个并不富裕的小职员家庭。虽说家境不富,但屠守锷的父亲还是希望子女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屠守锷在家乡上了小学,后来又入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就读。屠守锷在上海游学时,父亲来沪接他回南浔老家过春节,走到半路,突然,天空中出现了几十架日本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地面俯冲下来。父亲意识到大事不好,拉着年纪尚小的屠守锷往轮船码头疾跑。炸弹像雨点般落下来,繁华喧闹的大上海,瞬时间房倒屋塌、血肉横飞!面对劫难后的满目疮痍,少年屠守锷立下了自己的终生志愿:一定要亲手造出我们自己的飞机,赶走侵略者,为死难的同胞报仇!

在上海亲历的惨绝人寰的一幕,奠定了屠守锷一生追求的基调。抱着航空救国的决心,屠守锷发奋读书。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屠守锷考取清华大学机械系。

1937年7月7日(民国二十六年)"芦沟桥事变"后,学校被迫迁往长沙复课,此时清华大学增设航空系,他毫不犹豫地转到了航空系。

1938年初(民国二十七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学校步行80余天,赶赴昆明就学。一路上他亲眼目睹当时中国半壁江山沦陷,激发了他科技富国强国的热忱,更加发奋学习。

1940(民国二十九年)年夏毕业,获航空工程学士学位。他被分配到成都航空研究所任助理员,后又考取公费赴美留学。

1941年(民国三十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屠守锷无暇欣赏美丽的异国风情,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学业。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完成了《横向加强筋薄板的强度》的论文,通过答辩,获科学硕士学位。

国外任职

硕士毕业之后,屠守锷应聘成为布法罗寇蒂斯飞机制造厂的一名工程师,负责飞机强度分析。工作和生活条件都是简陋的,但这并未影响屠守锷的工作热情,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宝贵的实践机会。要想造出中国自己的飞机,光有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实际的经验,而从事这份工作,正是自己长本事的良机。他整日伏案工作,掌握吸收所能接触到的技术。

航空报国

“科学救国”是20世纪初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一种救国理想。许多人从国外学成回国,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屠守锷就是其中成绩卓著的先驱之一,患难中的祖国和亲人时时牵扯着屠守锷这位海外游子的心。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了,历经浩劫的祖国百废待兴。屠守锷归心似箭,他辞去了工作,从东部的布法罗横穿北美大陆,历时40余天,到达西海岸的旧金山。没有客轮,他便搭乘开往青岛的运兵船,回到了祖国。

然而,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意兴办民族航空工业,失望至极的屠守锷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培养下一代航空人才上。

1946年2月(民国三十五年),这位年轻的学者到西南联合大学航空工程系任副教授,从事航空科学技术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7年(民国三十六年)晋升为教授。就在这期间,他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思想,亲身的经历和眼前的现实使他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自己的强国梦才能实现。

1948年末(民国三十七年),他毅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历任清华大学航空系教授,北京航空学院(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系主任、院长助理等职,无论身处什么职位,他都对共和国的航空事业倾注了极大热情。

导弹之路

1957年2月,正当壮年的屠守锷应聂荣臻元帅之邀,跨进了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大门……从此,他的命运便与中国航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回国之初的任教、搞研究,直到1957年,屠守锷的专业都是飞机。“为啥改行搞导弹?国家需要啊!”掷地有声的话语,至今仍回荡在后辈的耳边。

屠守锷成为钱学森院长领导下的十大研究室主任之一,负责导弹的结构强度和环境条件的研究。没有资料,没有图纸,他和众多专家一起,既当研究人员,又当学生,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搜集资料,摸索实践。

1957年9月,屠守锷作为聂帅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了与苏联的谈判,促成了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导弹技术的引进。

1958年,屠守锷调任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二设计部主任,领导地空导弹的仿制与研制工作。在从仿制到独立研制的艰难历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的经验,这使得他在研制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的过程中成了行家里手。

1961年,在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下,屠守锷走马上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副院长,参与领导一分院型号研制等科技工作。面对阻力,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人家能做到的,不信我们做不到。”屠守锷是一个不信邪的人。他和同事们广泛听取意见,深入科研生产一线,潜心研究,制订了“地地导弹发展规划”即“八年四弹”规划,还参与制订出其技术发展方向,主持选定了中国中程、中远程及远程导弹等重大技术方案和技术途径。这个规划经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的中央专委会议批准实施后,对中国导弹与火箭技术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2年3月,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在首飞试验中坠毁,痛苦与失望笼罩在科技人员的心头。屠守锷临危受命,指导设计人员,开展了全面系统的研究。两年含辛茹苦的研究终于换来了丰硕成果:修改设计后,从1964年6月开始,这种中近程导弹连续8次飞行试验都取得成功。比这种型号成功更重要的是,在一系列的摸索、总结、攻关的过程中,中国第一代导弹技术专家成长了起来。他们掌握了导弹研制的重要技术和基本规律,为以后各种型号导弹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础,并直接为中国1966年10月进行的导弹、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的圆满成功作出了贡献。

1965年3月,由周总理主持的中央专委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尽快把中国的首枚远程导弹搞出来,并由屠守锷担任总设计师。此番他担任的总设计师角色,按钱学森的说法,既是技术总负责人,又是指导日常设计工作和最后拍板的技术决策人。屠守锷深知自己肩上这副担子的分量,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又那么紧:1971年试飞,1973年定型。如果能有一个正常的科研环境,凭着屠守锷的卓越学识和全体研究人员的聪明才智,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偏偏在这时,一场浩劫席卷全国,屠守锷的科研工作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屠守锷想方设法避开政治风暴的袭击。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一个接一个的批斗会,他依然我行我素,埋头于资料、图纸和各种数据,座谈、讨论、论证、实验,听取专家意见,提出新的设想。他大胆革新,勇于探索,在制导技术、推进技术、结构材料、发射试验等方面寻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他的工作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进展着。

1968年,屠总他们终于拿出了远程导弹的初步设计方案。这之后,研究院的派性斗争愈演愈烈,本想远离政治的屠守锷却时时得到政治的“关照”,常常被无端拉上主席台,接受批斗。周总理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开列了包括屠守锷在内的一批重要专家的名单,并指示:要在政治上保护这批搞国防科研的专家,必要时可以用武力保护。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的屠守锷幸免于难,但他主持制订的设计方案却遭到非议。屠守锷坚持原则,据理力争,终使自己的方案得以实施。随着方案的确定,发动机、箱体、地面设备等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那段时间,规章制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受到批判,许多情况下都是凭良心办事。为了保证型号质量的可靠,在为期100天的总装测试中,年过半百的屠守锷始终坚持在一线。在屠守锷认为导弹可以出厂运往发射场试飞时,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问题很快提交到周总理那里。总理听完介绍,问:“屠总,你认为这枚导弹可以发射吗?”屠守锷回答:“该做的工作我们都做了,它的性能状态是良好的。我们认为,这枚作为首发试验的导弹,应该得到最好的考验,以便通过飞行试验,进一步检验我们的方案,从中找出不足。”这时,周总理支持了屠守锷。

1971年7月,导弹被运往发射场。为了掌握情况,总理要求屠守锷每天向他汇报导弹的状况。9月8日,屠守锷专程回京,向总理作汇报。那天中午,总理特地备了几样菜,与屠总等共进午餐。9月10日,从酒泉发射场传来喜讯:我国自行研制的首枚远程导弹半程飞行试验获得成功!但屠守锷明白,远程导弹要投入使用,必须经过全程飞行的考验。然而在政治风波的干扰下,这次试验被搁置了整整9年,这让他背负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1980年早春,屠守锷和研究院院长张镰斧——一个在上甘岭战役中立过赫赫战功的团长一起,率领试验队进入了依然寒气逼人的茫茫戈壁。要确保发射成功,远程导弹身上数以十万计的零部件,必须全部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在那复杂如人体毛细血管的线路管道上,哪怕有一个接触点有毛病,都可能造成发射失败。尽管有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尽管发射队员个个都是精兵强将,但在屠守锷带着大家所进行的几十次眼看手摸、仪器测试中,还是查出了几根多余的铜丝。屠守锷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短短几个月,他浑圆的脸瘦了一圈,乌黑的头发也白了几许。

1980年5月9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8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由中国本土向太平洋南纬7度零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半径70海里圆形海域范围内的公海上,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全世界都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屠守锷一生中经历过许多次发射试验,但没有哪一次像这次这样举世瞩目。这又是一次特殊的试验,经历十年浩劫的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的春天,如果试验成功,无疑会为这个春天锦上添花。作为这枚导弹总设计师的屠守锷,虽然并不为局外人所知,自己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导弹在发射塔上矗立起来了。在签字发射之前,屠守锷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仰望数十米高的塔身,他想上去作最后的检查。张镰斧院长考虑到屠守锷的身体,要抢着上塔,但屠守锷说什么也不干。年过花甲的屠守锷不顾连日劳累,一鼓作气,爬上了发射架。

1980年5月18日,屠守锷迎来了自己航天生涯中最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作为中国第一枚远程导弹的总设计师,他在“可以发射”的鉴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当导弹准确命中万里之外目标的消息传来,原本内向的屠守锷却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双手捂着眼睛孩子般地哭了,继而又孩子般地笑了!这一哭一笑,是20多年刻苦钻研、艰辛奋斗、忍辱负重后,各种情感凝聚在一起后的宣泄和释放,是多年执著追求得到报偿后的大喜悦,是少年梦想得以实现后的大欢乐。只有对屠守锷有着深刻了解的人,才能体味蕴藏在这一哭一笑之中的深刻情感……

长征问天

在对我国远程导弹攻关的同时,屠守锷还担任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

1975年11月,由远程导弹改进而成的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使我国的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实用阶段。

根据发射不同卫星的需要,屠守锷领导了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技术状态的适应性修改,研制成功了长征二号C运载火箭,运载能力等技术性能有了明显的提高。该火箭投入使用后,创下赫赫功勋,并对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后来我国研制的长征二号E火箭,是以长征二号C为基础,经过捆绑助推器等技术改进而成,这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长二捆”火箭;长征三号、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一、二级也是以长征二号C为雏型。

20世纪80年代后,屠守锷还领导解决了若干重要型号研制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并参与了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决策。

他积极倡导将我国自行研制的火箭打入国际市场,并多次提出发展捆绑技术。在担任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技术总顾问期间,亲自指挥攻克了由于捆绑带来的结构动力学难关,与广大科技人员一道,在18个月内完成了火箭研制并实现首次飞行成功,创造了世界航天史上的奇迹,为我国大推力运载火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长期从事结构强度与振动研究工作的实践,他深感导弹与运载火箭全弹(箭)振动试验耗资大,而且费时费力。于是他一直致力于振动模态的分析计算工作,企求通过工程计算简化振动试验。1983年,他提出了工程计算方法,并被长征二号C飞行试验所获得的振动遥测数据所验证,计算值与遥测值相吻合。1985年,他撰写了专题科技报告《火箭横向振动的振型与频率》,其中提出的思路与方法可以大大简化运载火箭的振动试验,既能避开建立大型振动试验设施的困难,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并将缩短研制周期。

1984年,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80年代前期三项重点任务完成后,面临今后如何发展的重要选择。屠守锷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分析研究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发展的历史、现状、差距,及其在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科学技术进步中的地位、作用,提出了关于导弹与航天科技发展战略的建议。他的建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对制定我国导弹与航天技术新的发展蓝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贡献余热

退居二线后,屠守锷先后担任了航天工业总公司和航天科技、科工两大集团公司的高级技术顾问,工作依然很多,日程依然排得很满。

1980年11月,他被任命为第七机械工业部总工程师,1981年被聘任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1982年4月被任命为航天工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兼第一研究院科技委主任。

1988年被任命为第一研究院技术总顾问,还被任命为长征二号捆绑式运载火箭的技术总顾问。

1990年被任命为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1993年被任命为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人物逝世

2012年12月15日05时0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