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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主要职责 组织机构 主要会议 人大代表 领导设置
简要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的常设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人大雏形

1947年11月12日,晋察冀野战军攻克石家庄,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是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一个重要条件。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将这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两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两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两边区政府合并为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并决定由董必武以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华北人民政府

酝酿阶段

1948年6月26日,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边区参议会驻会参议员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两区合并统一并召开华北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会上有的参议员认为华北仍处战时,此次大会的召开也显急促,建议大会增加“临时”二字以便留有余地,这一建议也获得一致通过。

华北人民政府成立后,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准备工作,也建设了地方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创立了人民民主法制。

1948年7月中下旬,华北的山西、河北、平原、察哈尔、绥远5省千百万人民群众参加了选举。大会听取和审议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两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通过的《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这些大体上相当于今天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

1948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通知,要求各行署及县、市政府于7月20日左右完成选举,当选代表于7月30日到达指定地点开会。

1948年7月1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联合发布《关于召开华北临时代表大会暨选举办法的决定》,对大会召开特别是选举事宜作了具体部署。

大会召开

大会原定于8月1日开幕,由于7月21日以后连降四天大雨,各地交通不便,代表们不能如期到来,故将大会延期。当时为了保密和与会代表的安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对外称作“石家庄生产工作会议”。

1948年8月4日,两边区政府负责同志出面邀请所有聘请代表(多数为党外人士)及各区代表团、各职业团体1名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换了大会主席团产生的方式及成立代表资格、提案等审查委员会的意见。

1948年8月5日至6日举行预备会,主要商讨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产生的原则和名额,组织提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特别是对选举时是否设“怀疑票”等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

1948年8月7日,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在石家庄人民礼堂正式开幕。8日,因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工作报告没有准备好,临时宣布休会一天。9日至12日,分别由杨秀峰、宋劭文作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及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两年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聂荣臻作了华北军区两年来的军事报告;薄一波代表中共华北局作了关于华北区施政方针的建议报告;杨秀峰作了《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大纲草案》说明;谢觉哉作了《村、县(市)人民政权组织条例草案》及《村、县(市)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说明,通过了以上各种报告、建议和提案审查委员会。13日至15日,各审查委员会及小组举行会议。16日、17日,各审查委员会报告工作,大会讨论。18日选举政府委员。19日,大会闭幕。

成立阶段

1949年初,华北人民政府迁入北平。聂荣臻回忆说:“刚进城时候的政府就是1948年在石家庄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仍由董必武任主席。

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

1949年10月27日,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央人民政府业已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工作随即结束。原华北人民政府所辖的5省2市改为中央人民政府直属。中央人民政府的许多机构应以华北人民政府所属机构为基础迅速建立起来。”

1949年10月28日,董必武通知华北人民政府11月1日停止办公。华北人民政府完成了光荣的历史使命。

建国初期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本次全国人大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分布十分广泛,各民族、各阶层都有与其地位相当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五部法律,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出国家领导人,国家领导机构全面建立起来。

文革影响

1957年夏季,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矛盾,新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反右”政治浪潮,随着事态的发展,这场运动逐渐偏离了法制轨道,大规模的、疾风骤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迅速波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反右”斗争扩大化影响了我国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全国人大的工作更是陷入低谷。

1962年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人大工作也没有恢复到1957年前的水平。这说明,1957年下半年之后,在近10年的时间内,人大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徒有虚名,而无其实”的状态,很难发挥什么作用。

1964年12月,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全国人代会再没有举行过一次。地方人大及其人民委员会则被所谓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所取代。

改革开放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战略决策,提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今后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召开,会议启动了“文革”后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重建。

1982年12月4日,经过长达四个月的全民大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99 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宪法,法律权威上升到新高度。

新世纪

2003年3月15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出了159 名常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一批年轻的专业人士被选进常委会,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员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3年,全国人大代表首次实行“城乡同比例”选举,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达401 名,占代表总数13.4%,比上一届提高了5.18 个百分点。他们将更多基层的声音带进了国家最高议政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