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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介绍

朱翊钧(1563年—1620年),即明神宗,明朝第十三位皇帝,明穆宗朱载垕第三子,生母孝定太后李氏。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隆庆六年(1572年),明穆宗驾崩,10岁的朱翊钧即位,年号万历,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早期经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八月十七日,朱翊钧出生在裕王府,是明穆宗朱载垕的第三子。明穆宗有四子,长子朱翊釴、次子朱翊钤,俱早亡。四子朱翊镠与朱翊钧同为李氏所生。朱翊钧的祖父世宗嘉靖帝晚年迷信道教,“讳言储贰,有涉一字者死”,因此,关于朱翊钧的诞生,没人敢报告嘉靖皇帝,更不敢为之起名字。直到隆庆元年(1567)正月初十日,廷臣上疏请立皇太子,同月十八日明穆宗才为他赐名,叫朱翊钧。明穆宗说:赐你名字,名为钧,是说圣王制驭天下,犹如制器之转钧也,含义非常重大。你当念念不忘。

隆庆二年(1568)三月十一日,因其成为了其父子嗣中最为年长的,故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身世卑微原是宫人,后来母以子贵才晋升为贵妃。皇太子就是未来的皇帝,将来要治国治民,必须从小接受教育,了解以往帝王承业治国的经验教训,熟悉朝章典故,掌握驾驭臣民的本领。朱翊钧虽然年幼,却很懂得这个道理。明穆宗任命一批大臣为教官,辅导他读书。朱翊钧学习非常用功。其母李氏教子非常严格。朱翊钧小时候稍有懈怠,李太后就将其召至面前长跪。每次遇到讲筵的时候,李太后都令经筵讲官入前亲授。没遇到早朝的时候,五更就到了朱翊钧的寝宫,早早将朱翊钧叫起。由于讲官的尽心辅导,李太后的严格管教,以及朱翊钧本人的刻苦努力,朱翊钧年渐长而学愈进。他自己后来也常常十分得意地说:“朕五岁即能读书。”

冲龄践祚

隆庆六年(1572)五月二十二日,明穆宗病危,三天后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召入宫中。高拱等人进入寝宫东偏室,见明穆宗坐在御榻上,榻边帘后坐着皇后陈氏、皇贵妃李氏,10岁的太子朱翊钧就立在御榻的右边。明穆宗抓住高拱的手,临危托孤,“以全国使先生劳累”。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给太子朱翊钧的遗诏: “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辅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荒怠,保守帝业。”三位大学士受托之后,掩泪而出。五月二十六日,明穆宗即崩于乾清宫。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次年改元万历。

万历皇帝继位伊始,大学士高拱马上呈进新政五事,要求其御门听政,亲答奏请,面见辅臣,议处要事,且一应章奏览后俱须发送内阁看详拟票,杜绝内批留中。虽然高拱的本意在于“以主上幼冲,惩中官专政,条奏请诎司礼权,还之内阁”,但仍可看出他对于幼年皇帝朝夕训诲的急迫心情,初衷未为不妥。然而当时正值主少国疑之际,“上冲年在疚,拱默受成于两宫,权不自制,惟恐外廷之擅”。在读书方面,朱翊钧也是从一开始就坚持按照祖宗旧制,举日讲,御经筵,读经传、史书。在明朝的众皇帝中,除明太祖朱元璋之外,像朱翊钧那样确实是不多见的。朱翊钧即位后,就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内阁争纷

朱翊钧即位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内阁纷争倾轧,整个朝廷也没有能够挽回嘉靖一朝的积弊。这个社会问题,以后变得更为激烈。按照明穆宗的布置,高拱是外廷的顾命大臣中排名最前的;在宫中,朱翊钧自然依靠冯保。但是,冯保与高拱的关系非常恶劣。此前,司礼监掌印太监职位空缺,高拱先后推荐了陈洪孟冲,就是不愿让冯保做掌印太监。神宗自己在登极诏中也命令他们:朕方在冲年,尚赖文武亲贤,“共图化理”,“与民更始”。

冯保此人知书达礼,又有文艺素养,所以很受明穆宗的喜爱。冯保利用皇权更迭之间的权力真空,通过遗诏驱逐了政敌孟冲,亲自任司礼监掌印太监。而此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也对冯保欲除之而后快,在高拱的授意下,工科都给事中程文、吏科都给事中雒遵、礼科都给事中陆树德都开始弹劾冯保。由此,一场政治斗争势必不免,斗争中,冲突双方是冯保和高拱,而张居正表面上是帮助高拱的。但实际上,张居正与冯保关系非常密切,早就预谋赶走高拱。

明穆宗末年,高拱为内阁首辅。神宗即位之后,高拱“才略自许,负气凌人”,恰恰触犯了“自负付托之重,专行一意,以至内猜外忌”的为臣大戒,最终在官场角逐中失利。人事变更的结果,张居正依序升为内阁首辅,责无旁贷地肩担起培养万历皇帝的重任。而此次政治震荡对幼小的万历皇帝产成的刺激也颇为深刻:“专权之疑,深中帝心,魁柄独持,以终其世。晚虽倦勤,而内外之间,无复挟恣意如初年者。主术所操,为得其大也。”而且高拱为人性格执拗,出言偏颇。明穆宗去世时,高拱以主幼国危,痛哭时说了一句:“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神宗即位后,冯保将这句话加以歪曲,改成“高公讲,十岁小孩哪能决事当皇帝”。神宗听到这话,“专权之疑,深中帝心”。于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六日将他免职,以张居正取代他的位置。此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始终坚持自操威柄。他说过“若用舍予夺,不由朝廷,朕将何以治天下!”

高拱一走,高仪也惊得呕血三日而亡,三位内阁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同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

励精图治

张居正为内阁首辅以后,朱翊钧将内廷的事务托给冯保,“而大柄悉以委居正”。对张居正不仅委以重任,而且尊礼有加,言必称“元辅张先生”,或“张先生”,从不直呼其名。隆庆六年(1572)六月十九日,张居正刚刚走马上任几天,朱翊钧就在平台(即后左门)单独召见他,共商大计。由于明穆宗在位从没有召见过大臣,所以这事在当时曾引起轰动,使廷臣看到朱翊钧承业治国的精神和决心,又大大提高了张居正的威信。

朱翊钧从思想上到行动上,全力支持张居正,合力进行改革,推行万历新政。政治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万历元年(1573)推行的章奏“考成法”。它是针对官僚作风文牍主义而提出的,意在“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朝廷机构办事效率。按照考成法的要求,事必专任,立限完成;层层监督,各负其责。神宗说:“事不考成,何由底绩。”其时,因为朱翊钧年幼,对祖制还不十分明白,不晓得个中的利害关系。后来,他意识到张居正的权力过大,“几乎震主”,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

经济领域的改革,一是清丈全国田亩;二是推广“一条鞭法”。万历六年(1578)十一月,朱翊钧下令在福建行省进行试点。至万历八年(1580)九月,福建“清丈田粮事竣”。朱翊钧与张居正因势利导,趁热打铁,立即通行全国清丈。户部奉旨就清丈范围、职责、政策、方法、费用、期限等制定了八项规定,于同年十一月下发各地。至万历十年(1582)十二月,各省均按三年期限基本完成,总计支出新增一百四十余万顷。推广“一条鞭法”,是当时经济改革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万历九年(1581),一条鞭法已在全国各地“尽行之”。这标志着整个张居正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万历十年(1582)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至万历十年(1582)基本结束。它是明中叶以来地主阶级革新自救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也是明后期政治、经济关系新变动的深刻反映。其范围,覆盖政治、经济诸方面。具体步骤是,前五年以政治改革为重点,后五年以经济改革为主要任务。十年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万历怠政

万历十四年(1586)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南京各道御史上疏:“台省空虚,那些致力于废除掉,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个接见大臣,天下将要沦陷的忧虑。”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与世长辞

参见:萨尔浒战役

就在朱翊钧宗晏处深宫,“万事不理”,导致从内廷到外廷闹得不可开交之际,辽东后金迅速崛起,不断出兵南犯,向明军发动进攻,辽东战争爆发。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后金政权正式建国,终于成为明朝的主要威胁。自此明朝辽东的形势也随之每况愈下。尤其是经过东征援朝战争和矿税使高淮乱辽以后,辽东边防空虚,军民困甚,供应艰难,加上明神宗用人不当,明军屡屡败北。

万历四十七年(1619)三月,萨尔浒之战,明军四路大军,三路全军覆没,丧师九万,败局遂成。辽东战争每年约需银四百余万两,朱翊钧为了应付这笔庞大的军费,自万历四十六年九月起,先后三次下令加派全国田赋,时称“辽饷”。明末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开始。加派非但无济于事,反而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纷纷投入反对明朝的革命洪流。朱翊钧自己也因此情绪低落,愁眉不展。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八岁。二十二日发丧,二十三日颁布遗诏,命皇太子朱常洛嗣位。九月初十日尊谥号神宗范天合道哲肃敦简光文章武安仁止孝显皇帝,庙号神宗。十月初三日,安葬于定陵。